“‘十三五’時期，我國數字貿易額由2015年的2000億美元增長到2020年的2947.6億美元，增長47.4%，占服務貿易的比重從30.6%增長至44.5%。”這是記者從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簡稱服貿會)的數字貿易發展趨勢和前沿高峰論壇上得到的一組數據。對于在貿易價值鏈中收益比重不斷升高的“數字服務貿易”，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郵電大學教授張平指出，以5G為代表的ICT服務貿易先導型作用愈發凸顯，將不斷拓展數字貿易新場景，催生新規則，加速數字服務貿易邁向新階段。
數字服務在貿易價值鏈中收益比重不斷攀升
不同國家對數字貿易達成共識，數字貿易是貿易各環節的數字化轉型。
比如，通過數字化手段達成訂單和產品交付、貿易標的的數字化和模擬化，包括跨境線上服務、各類型APP等，它最大的特征在于貿易方式的數字化和貿易對象的數字化。
在張平看來，由于數字貿易源于數字經濟的國際化延伸，也就承襲了大部分數字經濟的特征和規律。而數字經濟融合的發展特征具有一些新一代的信息技術使能特征，在軟件定義、數據驅動、平臺支撐、服務增值、智能主導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數字技術的發展應用，將大幅度降低貿易成本、豐富參與主體、減少中間環節、強調個性化選擇、促進各方協同。”張平指出，數字服務參與全球價值鏈和價值創造，已經成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服務在價值鏈中的收益比重也不斷地增多，導致了“微笑曲線”變得更為陡峭——兩端知識密集型產業將會獲得更多收益。
ICT拓展數字貿易新場景
“ICT服務貿易先導型作用凸顯，特別是5G加速了數字服務貿易邁向新階段。”張平強調，“5G構建了數據流通的平臺、全新網絡架構，開啟了萬物互聯，還與云化基礎設施有機結合，進而拓展服務業的新業態。”
張平舉了幾個典型的應用場景：在服務型制造中，從投入角度來看，通信、軟件、云計算等數字交付的方式，被廣泛應用于制造企業的研發、生產設計、制造、經營管理等環節。從產出角度來看，企業將軟件產品化作為生產管理經驗，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支持。
在跨境電商場景中，京東、阿里巴巴、亞馬遜等電商企業紛紛加快了國際市場的開拓，跨境電商平臺為境外客戶提供中介服務，擴大了服務的地域范圍。一方面，專門提供數據對接、數據分析等服務的企業和平臺應運而生;另一方面，服務商可為企業提供收款、換匯、支付、融資等一站式的金融服務。
在金融科技場景中，由于數字貿易天生具有較強的數字化發展潛力，與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融合滲透程度超過了大多數傳統服務行業(國際結算、國際支付和機構金融業務等)。
在線視頻游戲場景中，視頻影音和游戲等數字類內容已經成為數字服務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版權交易正在穩步增長。在視頻服務方面，出現了YouTube和Tik Tok等跨國在線視頻平臺，消費者娛樂模式從圖片轉向了視頻;在游戲服務方面，游戲類APP的跨國貿易已經非常常見，例如騰訊將自主開發的國產游戲出口至美國及其他海外市場，海外營收穩步上升。
驅動數字貿易構建新規則
就在5G等ICT不斷拓展數字貿易新場景的同時，技術也驅動著數字貿易新規則的出現。在張平看來，在AI、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的輔助下，5G更高帶寬、更低時延和功耗，將催生出工業4.0和信息化融合的新標準。
數據量的暴漲，為數據監管提出更高要求，也就是說知識產權和技術研發需要被更嚴格地規范。盡管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十分迅速，規模也一直保持增長趨勢，但必須承認，我國知識產權和技術研發的重視和保護力度與歐美尚有一定差距。5G被認為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開端，基于5G將出現更多技術、研發內容以及創新模式，這都有助于我國提升在全球范圍內技術創新研發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因此，重視知識產權和技術研發，也是我國積極構建數字貿易新規則體系的重要前提條件。
數字經濟時代，所有的產業都可以被數字化，人才作為產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能僅具備單一的崗位工作能力，數字化的素養成為新的人才衡量標準。因此，在國家層面，張平建議推動相關教育技能的培訓改革;在區域層面，加強企業與高校間的合作，提供更多的實踐機會，更好地儲備數字經濟時代的人力資本。
在探索數字貿易全新規則體系的同時，政策扶持力度、認證和標準制度也需要被重新制定。事實上，在發展服務貿易外包語境下，我國在國家和區域層面都推出了一系列關于企業、園區、城市的優惠政策、認證標準、評價制度等多維度的扶持政策，涵蓋了服務貿易外包產業等各環節，讓我國形成了相對健全的服務貿易和外包產業發展體制和機制。這對全球發展數字貿易來說，是很值得借鑒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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